1948年12月，东野大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迅速进军，准备与华北军区的部队一起发起平津战役。当时，虽然我党正在与傅作义谈判，力图和平解放北平，但傅作义与我党的关系依然复杂，且他仍与蒋中正有联系。毛主席洞察到，傅作义仍然心存侥幸，期待与蒋中正联手抗敌。如果傅作义拒绝起义线上股票配资软件，必将与我军展开激烈的战争。尽管他麾下兵力庞大，但东野百万大军的强大实力，绝非他所能抗衡。因此，若傅作义不想沦为俘虏，他必须准备好撤退，而海上撤退则是他最后的选择。
1948年9月，东北战局已大逆转，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分割包围，守在仅有的几个城市中。东野迅速攻占锦州，蒋中正试图调兵增援，却被我军有效阻击，无法脱困。锦州解放后，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义，郑洞国紧随其后也投降，长春顺利解放。然而蒋中正并未放弃，他命令廖耀湘进军，试图夺回锦州。蒋中正认为，我军在短时间内拿下锦州，必定损失惨重，这是廖耀湘反击的好时机。若廖耀湘及时赶到锦州，凭借我军的疲惫，必能夺回这一战略要地，重新打开陆路出关的通道，甚至从营口撤退。
展开剩余79%为了确保撤退通道的畅通，蒋中正派遣杜聿明前往东北指挥。尽管杜聿明身患重病，刚刚做过手术，但他依旧被迅速送往前线。然而，尽管杜聿明曾对我军造成不小威胁，但面对复杂的局势，他的到来也未能改变局面。最终，西进兵团全军覆没，廖耀湘也被我军俘虏，随即我军占领营口，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。随着锦西和葫芦岛的解放，东北全境宣告解放。
辽沈战役胜利后，蒋中正开始加强长江防线，企图与我党隔江对峙，并命令傅作义放弃华北向南撤退。尽管傅作义的兵力足够强大，他仍希望留在华北继续抗战，甚至打算从塘沽海路撤退，或者向绥远逃窜，绥远作为他的老家，被他视为最后的堡垒。毛主席迅速察觉到傅作义的意图，决定采取行动。为了防止傅作义通过塘沽逃跑，毛主席下令东野秘密入关，准备发起平津战役。
当傅作义拒绝南撤后，我军封死了他的退路。此时，塘沽成为关键的战斗点。我军一方面要封堵傅作义的撤退通道，另一方面，东野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塘沽。东野指挥官刘亚楼亲自侦查地形，结果发现塘沽形势比预想的更为复杂。塘沽的守军虽然只有五万多人，但他们已经搬上军舰，并拥有强大的海军火力。若我军贸然进攻，舰炮的威力将造成巨大的损失。而且，塘沽大部分是盐田和盐碱地，无法构筑坚固的工事，战士们只能在寒冷的冬季挖掘浅战壕，这样的防御无法抵挡强烈的炮火。即使东野出动了20万兵力，刘亚楼依然感到这场战斗的胜算渺茫。
在权衡形势后，刘亚楼果断决定转攻天津，认为只要拿下天津，傅作义就无路可退。根据上级命令，他迅速调整战斗计划，指挥39军撤离塘沽，向天津进发。天津守军由傅作义的学弟陈长捷指挥，他坚决抵抗我军的要求，并拒绝投降。我军与天津的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39军率先攻入天津城区，115师345团冲锋在前，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交火。
在天津的一次激烈战斗中，345团与62军粤军部队对峙，面对敌人的强硬抵抗，团长颜文斌果断决定包围敌军并展开谈判。敌方要求承认其“起义”身份，然而，颜文斌坚决拒绝此要求，并向军部汇报。军部明确表示，敌人只能算作投降。敌人再次发动进攻，颜文斌依然坚持强攻。最终，他向军部请求支援，得到了刘震军长的支持。刘震决定派遣副师长和一个团支援颜文斌，并亲自指挥这场战斗。
面对刘震的信任和支持，颜文斌带领部队成功攻占敌军阵地，并俘虏了三千多名敌军。这一战也让刘亚楼对刘震的指挥方式产生了疑虑。刘震解释道，颜文斌虽然只是团长，但经验丰富，且对地形非常熟悉，因此他更适合指挥这场战斗。刘亚楼听后，理解了刘震的决定。
最终，我军仅用了29小时便彻底解放了天津。天津的解放，标志着我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，也为进一步推进平津战役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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